888真人官网信誉吗-用基因编辑改造人体有多大的危机,你应该知道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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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真人官网信誉吗,11月26日,中国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教授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出生。这是世界第一例在人类婴儿上应用基因编辑进行免疫艾滋病的实验。

一石惊起千层浪。因为严重的伦理问题,目前已有122位中国科学家联署声明,称“该项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

根据相关网站披露,贺建奎主持的这项临床试验通过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并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完成注册登记。同时曝光的还有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

但消息公布 5 个小时后,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在今天下午回应,否认该院和此事有关。有一名伦理审查签字人员否认自己曾参与此事。

2015 年底,中美英等多国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在华盛顿举办“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此次会议讨论了是否应该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或应用。

最终得出的底线是:禁止出于生殖目的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这意味着,用crispr基因编辑帮助自己治病可以,但不能用它来制造“完美”的下一代。

我们认为关于基因编辑及其伦理问题,你应该知道得更多。

因负责基因编辑婴儿项目,贺建奎被卷入舆论风波

1973年,人们首次提出基因工程的概念。自那之后,这个领域便出现了惊人的变化。通过繁育携带有特定基因突变的小鼠,研究人员成功探索了包括囊性纤维化和糖尿病在内的多种疾病发病机制。

基因工程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杂交品种,比如携带有细菌基因的抗虫害玉米和用于大量生产抗疟疾药物的转基因酵母。2014年,转基因产品的市场规模已经接近20亿美元——这一数字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再翻一倍。

虽然基因工程领域结出累累硕果,但编辑基因的过程一直都非常复杂,精度也不尽如人意。为了让小鼠身上携带一个特定的基因突变,一间投入全部资源的试验室要辛勤工作接近两年。即便如此,试验结果也无法全部达到预期要求。

经过科研人员编辑的基因经常出问题,不是出现的位置飘忽不定,就是出现的数量差异太大:比如一个细胞中没有任何经过编辑基因的副本,但另一个细胞中却有好多。这通常导致试验结果杂乱无章,而科学家们也是一筹莫展。

一位科学家表示,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出现之前,为了获得一个完美的基因变异的他不得不对数百万个细胞进行显微注射。如今,掌握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他只需要对十个细胞进行显微注射就可以得到完美的基因突变。

小鼠(mice)是最好的证明。编辑其他动物基因的难度要大很多——奇怪的是,即便是编辑大鼠(rat)的基因难度也很大——而且因为我们暂时无法理解的原因,很多动物的基因根本无法编辑。 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尖端科学研究所(biofrontiers institute)主任汤姆·切赫(tom cech)说:“我们选择用小鼠作为研究人类疾病的模型动物是有原因的。

当基因编辑技术用于动物时,科学伦理问题还不是很突出,但用于人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crispr技术出现之前,编辑其他动物的基因都是件棘手的事情:要么根本实现不了,要么无法实现精准地编辑。”此外,科学家每次只能对一个基因进行编辑。因此他们几乎很难深入探索大量由多个(有时候甚至数十个)基因导致的疾病,比如心血管疾病。切赫说:“大部分人没意识到,在掌握crispr技术之前,我们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当时,我们使用的都还是极其原始粗糙的基因编辑技术。”

在crispr的时代,以往限制科学家们的桎梏被统统打破。2015年10月,哈佛大学的科研人员利用crispr技术同时对多个猪胚胎中的62个基因进行了编辑,创造出了至少在理论上能够长出人类器官的动物。在未来,这些动物身上的器官可用于移植手术。

仅从药物研发领域来看,crispr技术就已经算得上人类科学史上的巨大进步。但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crispr技术能带来的改变远不止加速药物研发这么简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因为目前的很多行业都与基因工程密不可分。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利用crispr技术为工业市场研发更好的生物燃料和新的酶。据悉,工业领域对酶的使用非常广泛,洗衣粉制造、污水处理、造纸等行业都离不开酶。农业方面,各大公司正在利用crispr技术培育抗虫害和抗干旱能力更强的新型农作物。

和传统的杂交育种相比,crispr技术的育种效率更高,育种结果可预见性也更强。包括达能集团(dannon)在内的大型食品企业集团已经开始利用crispr技术培育能够产出更可口酸奶的菌株。此后,他们还会利用 crispr技术对其他发酵食品——比如奶酪、面包和腌菜——进行改良。

2015年4月,中国广州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论文称,他们通过crispr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编辑,成功修复了导致潜在致命威胁血液疾病的基因。不过,他们使用的胚胎无法进一步发育成人。当时,美国已经自愿暂停类似的试验项目,而欧洲也对这类项目设定了严格的监管规范。

编辑胚胎基因的前景巨大,因为经过改造胚胎发育成的婴儿不再携带有致病基因,而这正是crispr技术最大的潜力所在。但在试验室利用 crispr技术研究胚胎发育是一回事,培育改造过基因的婴儿并使之长大成人是另一回事。

至于基因工程的优生或非优生是否会广泛传播以至于改变人性,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问题。很显然,任何基因工程的手法要想对整个人群产生显著的影响,它必须是非常有用、相当安全和价格低廉的。人工婴儿初期一定会相当昂贵,仅仅会成为富人的选择。人工婴儿是否会越来越便宜并因此而流行起来,这取决于科技进展的速度,比如,可以比较胚胎着床前诊断下降的价格曲线。

没有人知道,将来基因工程是否会如超声波和堕胎一样便宜和随处可见。这很大程度上还得取决于它所能带来的好处。当前在生物伦理学家看来最为普遍的担忧是,这一技术只有富人可及。假使,将来的生物技术能够使用一种相当安全且行之有效的基因手段,来制造更为高智商的孩子,那么这一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当基因编辑技术成为一种“优生学”时,人类社会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种情形下,发达和民主福利的国家将会重新进入优生游戏,这一次不是为了阻止低智商婴儿的出生,而是用基因手法帮助天生残缺的人提升他们及他们后代的智商。这时,国家会要求这种技术的价格保持在低廉和人人可及的水准。这时,一个全人类层面的影响将真正成为可能。

即便基因工程未能成为现实,生物技术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对基因因果链的更为熟悉的了解、神经药理学的进展以及寿命的延长——仍然会对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发展将会面临极大的争议,因为它们挑战了人们深为珍视的平等和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这些发展给了社会新的控制公民行为的手段;这些发展会改变我们对人的品性及认同的传统理解;这些发展将会颠倒现存的社会结构,深深改变人们智商、财富的比例以及政治进程;这些发展将会重塑全球政治的性质。

其次,即便对人类整个种族产生影响的基因工程需要二十五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但它却是迄今为止最为有影响力的生物技术的进展。这是因为人性是公正、道德和美好生活的根基,而这些都会因为这项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得到颠覆式的改变。

面对人类未来可能的道路,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担心生物技术呢?

优生学是悬在整个基因学之上的幽灵——它意味着,只专门生育有着优选的遗传特征的人类。优生学一词由查尔斯·达尔文的侄子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发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支持的优生学计划曾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些支持的人群不限于右翼的激进分子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还包括费边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伯和西德尼·韦伯夫妇(beatrice and sidney webb)、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共产主义分子霍尔丹(j. b. s. haldane)、伯纳尔(j. d. bernal),甚至女性主义和生育控制支持者玛格丽特·桑格尔(margaret sanger)。

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还因此通过了优生学的法律,允许国家强制性对低能者绝育,而鼓励拥有优秀品质的人尽可能地多生养。用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健康、品性好、情绪稳定、富有同情心和聪明的人,我们不需要傻子、蠢货、穷鬼和罪犯。”

希特勒的优生政策——灭绝整个民族和在劣等人身上进行医学实验——曝光后,优生学运动在美国被禁止了。自那以后,欧洲大陆被灌输了反对优生学死灰复燃的理念,任何形式的基因研究都不再受到待见。对优生学的反对并非全球性的:在进步主义的、社会民主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优生学的法令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被废止。在亚洲,除了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在老百姓身上进行强制性医药实验(就是臭名昭著的 731 部队),其他亚洲国家对优生概念并没有强烈的反对。

以往优生理念的第二个缺陷是它由国家支持且带有强制性。纳粹党把这一政策演绎到令人十分恐惧的极端地步,滥杀无辜,在“劣等人”身上做实验。即便是在美国,也极有可能将这些被认为低能或痴愚的人(这个专有名词用来形容精神状况涣散者)诉诸法庭进行裁决,并且以命令的方式强制性绝育。

基因工程又将优生学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讨论桌;很清晰的一点是,任何将来优生学采取的方法都将与历史上的路径大不相同,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会如此。这是因为上面的两点错误都将不会再被应用,将来的优生理念将会更为友善、更为温和,渐渐祛除以往附加在这一概念上的恐怖印象。

已初现端倪的更友善更温和的优生学将成为生育双方的个人选择,而非国家强制性对其公民施行。一位评论员这样说道:“过去的优生学要求对合适基因繁殖进行持续筛选,并剔除不合适基因。新的优生学,原则上将允许所有不合适基因向最高的基因水准转化。”

未来,我们将极有可能像育种动物一般选育人类

未来,我们将极有可能像育种动物一般选育人类,只是手法更加科学、方式更为有效,我们将通过基因遴选决定哪些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选育已经不必要有“国家力挺”的内涵,更适当的表达是,它显示了基因工程不断“去人类化”的潜质。

因而,任何反对人类基因工程的观点都不必要因牵扯到国家倡议或有政府强制的预期而失焦。尽管如此,选育新人类观点的反对者仍然需要阐明,在重构孩子基因一事上,个体父母的自由抉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尽管父母不会故意伤害孩子,但他们会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幸福指数。自由至上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波斯特丽尔(virginia postrel)这样写道:“人们想要推进基因技术的发展,是因为他们出于自身目的想要利用它,他们希望它能够帮助自己和后代,保持自己的人性……在一个个人选择和责任已是去中心化的动态体系里,人们除了信任自己不需要信任任何权威。

在基因更改中,没有被征求是否同意但却是参与主体的孩子,很显然就是可能受到潜在伤害的第三方。现行的家庭法假定父母与孩子间有共同的利益,因而会在抚养和教育后代上给予父母较大空间。自由至上主义者强调,既然大多数父母只想给予孩子最好的,这意味着孩子某种程度的隐性同意,孩子是更高智商、更好看的容貌和更满意的基因特质的直接受益方。然而,仍然存在较多的可能,对于生育技术的选择对父母是有利的,而对孩子则可能带来伤害。

比如,人们想生养智商更高的孩子,因此他们能够挤进哈佛,但能够取得哈佛录取资格的竞争是零和的:这意味着如果我的孩子通过基因治疗的方式更加聪明,并且入读哈佛,那么他/她就可能取代了你的小孩。我做出决定要一个人工婴儿,会让你承担后果(或者说,你的小孩承担后果),但整体说来,谁更富有这并不清楚。这种类似的基因“军备竞赛”会对下面一类人产生特定的负担,这些人,由于宗教或其他原因,不愿对孩子进行基因改造;如果周围的人都在这么做,对他们而言想要坚持放弃的决定就会愈加艰难,因为担心会阻挡孩子的前程。

尽管人们在担忧未曾意想的结局和不可预见的代价,人们心中所隐藏的深层的对于生物技术的忧虑却一点儿也不是功利主义的。

终极意义上,毋宁说人们担心的是,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正是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更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

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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